宦官專權作為中國古代政治的特殊現象，是原始宗法關系及觀念與君主專制集權政治結合的產物。縱觀我國古代諸朝，明代宦官專權之勢最盛，但是明朝宦官為什么威脅不了皇權?

　　明朝宦官縱然有很多有名氣的，但是不知怎地，始終威脅不到皇權，明朝皇帝想要辦挺這些宦官，也很容易，比如正德.崇禎. 而且他們在皇帝面前都和孫子似的.即便是魏忠賢，在天啟面前也老老實實地，未敢廢立皇帝.

　　明朝的宦官在明朝中后期為禍之烈在有人蓄意編排下給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東漢和唐朝的宦官更加熟知，然而，和東漢、唐朝不同的是，其實明朝的宦官不論怎么囂張和暴橫都不能威脅到皇帝寶座的穩(wěn)固和皇帝的人身安全。東漢的宦官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立皇帝。唐朝宦官不僅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立皇帝，還可以把自己不喜歡的皇帝廢掉或軟禁，甚至可以把他殺死。而明朝宦官卻無論如何也不曾有如此的作為。相反，如果皇帝對那個宦官不滿了，把他抓起來，奪他的權，撤他的職，殺他的頭卻易如反掌。這是什么原因呢?答案是明朝宦官沒有兵權。

　　也許人們會非常驚訝：明朝宦官不是有兵權的嗎?他們可以監(jiān)軍，坐在中軍帳的最中間的寶座上，口銜天憲，穿公侯服，誰敢不聽指揮呀? 的確，明朝的宦官可以監(jiān)軍，其差遣叫監(jiān)督軍務;而且軍中排座次，鎮(zhèn)守太監(jiān)居中，總督居左，總兵居右;但是，這只能說明宦官是皇帝特派員，有地位，但不等于有軍事指揮權。地位和權力并不是一回事。

　　明朝的確有過宦官指揮軍隊作戰(zhàn)的歷史紀錄，比如鄭和下西洋的時候，部隊歸其指揮。土木之變以后，明朝取消了宦官的作戰(zhàn)指揮權。明武宗寵信宦官，為了平定安化王叛亂，任命太監(jiān)張永總督軍務，有指揮作戰(zhàn)之權，但張永并沒有行使指揮權，真正行使指揮權的人是提督軍務的文官楊一清。為了平定劉六、劉七，明武宗任命太監(jiān)谷大用總督軍務，但實際行使最高指揮權的人卻是提督軍務的文官陸完。此后，明朝再也不曾任命宦官指揮作戰(zhàn)。

　　由于此種原因，朝廷給與宦官的軍事權力只限于對軍事指揮官的監(jiān)察和對軍隊動向的監(jiān)視，而不允許他們指揮作戰(zhàn)，更不允許他們負責軍隊的平時管理。手里沒有軍隊，怎能把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呢?由于此種原因，他們的軍權無法和東漢的十常侍相比，更到不了唐朝的觀軍容使和左右神策軍護軍的程度。天順年間廣西宦官朱詳奏請帶兵不成，又奏請廣西原總兵調離后以副總兵繼任，明英宗又沒有批準，其目的是防止宦官在軍隊里培植個人勢力。可見明朝在軍權行使上對宦官的防范之嚴。

　　明朝軍權其實掌握在文官手里。中央直屬部隊從明景帝開始就歸文官擔任的兵部尚書指揮，地方各支部隊最高指揮權屬于總督、巡撫和兵備道。守衛(wèi)宮廷的部隊總是由皇親國戚掌管，又經常輪換。皇帝和文官集團對宦官領軍很不放心，尤其是文官集團，對宦官防范極深，一直想廢除宦官鎮(zhèn)守地方的權力，獨霸兵權。如王振死后，明英宗被迫“遜位”不久，陜西臨洮府同知田陽請只令監(jiān)軍內臣隨將討賊，不許擅專兵權，景帝說：“朝廷委任內臣，各處鎮(zhèn)守備御監(jiān)軍行事，皆是祖宗舊制，不可更改。”(《明英宗實錄》卷187臺灣中央研究院1963版3805頁)。景泰元年十月，山東右布政使裴倫又請罷鎮(zhèn)守中官，景帝當即予以反駁：“往歲各處賊寇生發(fā)，人民流散，因令內官鎮(zhèn)守，得知事情緩急。今(裴)倫擅欲取回，主意安在?”(《弇山堂別集》卷91，中官考二。)

　　明朝皇帝雖然對宦官進行了限制和防范，但為了政治平衡，以祖制不可更改為名，叫宦官們繼續(xù)理政。文官集團獨霸兵權的目的暫時沒有實現。但文官集團始終不甘心兵權被人牽制，在明武宗離奇“病死”之后，在內閣首輔楊廷和、張璁等人的主持之下，各地鎮(zhèn)守中官陸續(xù)撤回，鎮(zhèn)守總兵的地位也日漸下降，巡撫成了各地駐軍實際上的首腦。無論是北方的御“寇”，還是東南御“倭”，抑或內地平“賊”，巡撫皆負指揮之責，總兵以下，悉聽指麾。文官集團終于實現了獨霸兵權的目標，在權力斗爭中取得了絕對的優(yōu)勢地位!而宦官別說威脅皇權，就是自保都力不從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