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北伐亦稱太平軍北伐，是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天國癸好三年)至五年間，太平天國派兵挺進華北、企圖攻取北京的一次重大戰略行動。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太平天國北伐的結果及影響，希望對你有用!

　　太平天國北伐戰爭經過

　　北伐主力

　　中國清朝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天國癸好三年)至五年間，太平天國派兵挺進華北、企圖攻取北京的一次重大戰略行動。

　　三年春，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今南京)后，于派兵西征的同時，派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和地官正丞相李開芳等率軍2萬余人，挺進華北。北伐軍由浦口出發，經安徽蒙城、亳州(今亳縣)入河南，克歸德(今河南商丘)，因無船不得渡黃河，乃循南岸西趨，于五月二十一抵汜水，征得數十條船，開始搶渡黃河。二十六日，主力渡過黃河(一部未得渡，南返安徽)，占溫縣，圍懷慶(今河南沁陽)，與城內外清軍相持兩月。七月二十八，北伐軍撤圍西進，經垣曲入山西，過平陽(今山西臨汾)、洪洞、黎城，東入直隸(約今河北)，克臨洺關(今河北永年)、邢臺，北上藁城，東占深州(今河北深縣),稍事休整后即東進滄州，于九月二十七占領靜海和獨流鎮，在此屯駐待援(前鋒一度抵達天津西楊柳青)。

　　北伐軍深入直隸，清廷震動，即命勝保為欽差大臣，率軍由南而北追趕，并命惠親王綿愉為奉命大、僧格林沁為參贊大臣，率軍由北而南迎堵。北伐軍占據靜海、獨流后，勝保即設大營于良王莊，僧格林沁設大營于王慶坨，進行圍堵。

　　北伐軍以流動作戰見長，一旦在靜海、獨流駐止下來，即迅速陷入清軍的重圍。時值隆冬，軍資匱乏，又久等援軍不至，處境日益艱難，乃于四年正月初八突圍，南走河間縣束城鎮;一月后又突圍走阜城。清軍馬隊緊追不舍，北伐軍再度被圍。

　　洪秀全、楊秀清得知北伐軍抵達天津附近后，才著手組織援軍。四年正月初七，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等率領援軍由安慶出發，經河南永城、夏邑渡黃河，由江蘇豐縣入山東北上，于三月十五攻克臨清，北距阜城僅200余里。但臨清城內糧械被敵軍焚毀殆盡，城外又有勝保部清軍趕到圍困，曾立昌等遂遷就部分新成員的畏敵懼戰情緒，竟置北援任務于不顧，二十六日棄城南走，途中屢戰不利，一退再退，以致潰不成軍，被清軍和地主武裝截殺甚眾，曾立昌等犧牲。援軍的潰散，使北伐軍的前途更加險惡。

　　林鳳祥、李開芳被困于阜城，不知援軍已到臨清。四月初九，北伐軍自阜城突圍，進據東光縣之連鎮。當天，清軍又趕到圍困。林、李為分敵兵勢，由李開芳率600余騎突圍南下，襲占山東高唐。勝保所部當即趕到，又將高唐圍住。從此，林、李分駐兩地，頑強抗擊清軍。五年正月十九，清軍攻陷連鎮，北伐軍將士大多陣亡，林鳳祥被俘后解送北京，英勇就義。僧格林沁立即移兵猛攻高唐。二十九日，李開芳棄城南走茌平縣之馮官屯。僧格林沁又率數萬清軍趕到，圍攻兩月未克，最后只得在四周筑起堤壩，從百里外引水浸灌，馮官屯頓成澤國。四月十六，李開芳等被俘，在北京遭殺害。至此，北伐軍全軍覆沒。

　　北伐援軍

　　太平天國奪取南京后，為徹底摧毀清王朝的統治，天王洪秀全與東王楊秀清委派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地官正丞相李開芳為主將，由揚州出師北伐。北伐軍至浦口，又與春官正丞相吉文元等部會合，全軍2萬人，先后北上。其目標是直搗清政府的老巢北京，以奪取全國政權。北伐軍遵照“師行間道，疾驅燕都，無貪攻城奪地”的戰略方針，一路轉戰江蘇、安徽、河南、山西、直隸數省，10月底便勝利到達天津附近。由于天津地方官紳組織團練武裝拼死抵抗，加上清廷所派欽差大臣勝保和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先后率軍趕到，以優勢兵力對北伐軍竭力堵截，致使北伐軍進攻天津受阻，不得不由攻勢轉為守勢，逐漸陷于被動不利的境地。由于時屆隆冬，天氣寒冷，又缺衣少食，北伐軍遂于1854年2月主動南撤，3月上旬到達阜城，吉文元戰死。至5月，北伐軍又退據東光，堅守待援。

　　1853年秋、冬間，洪秀全、楊秀清已接到林鳳祥、李開芳進軍不利急切請求派援的報告，遂積極籌備，抽調隊伍北上應援。至1854年初，先后調集京防軍及揚州撤回天京的一部分軍隊，并從安徽西征軍抽調部分軍隊，組成北伐援軍。北伐援軍計15軍，7500人，由夏官右正丞相曾立昌、夏官副丞相陳士保、冬官副丞相許宗揚等統率。其任務是“去救舊弟兄，救回急速回南京”(《山東近代史資料》第1分冊，第10頁)。為盡快與北伐軍會合，2月4日，北伐援軍從安慶出發，3月10日，進入江蘇碭山、蕭縣。13日開始，援軍大隊人馬由豐縣蟠龍集、包家樓、豐工二壩等渡口渡過黃河，北進山東。這時，由于途中皖北、豫東捻軍及清軍潰勇、蘇北魯南饑民、失業民夫紛紛加入，北伐援軍人數已激增數倍，達三四萬人。3月17日，援軍攻克豐縣。18日又行軍數十里，進入山東單縣境。

　　當時署單縣知縣盧朝安聞訊糾集地主團練武裝，前往阻擊。北伐援軍知敵有備，遂避實擊虛，繞省界而行。盧朝安伺援軍大隊已過，在劉集、曹馬襲擊了援軍后隊。后隊援軍倉促應戰，犧牲數百人。大隊人馬及時“折回接仗”，鄉勇潰不成軍，被打死300余人，殘部在盧朝安率領下逃回縣城。(《單縣志》，民國十八年石印本，卷6，第25頁)援軍遂北上進攻金鄉。

　　先是，金鄉知縣楊鄭白等聞知北伐援軍行抵豐縣、碭山縣間之包家樓時，以為“河無船”，太平軍不會飛渡“黃河天險”。3月18日，援軍擊敗單縣鄉勇，揮戈北上，占領曹馬集，“距金(鄉)城四十余里”。楊鄭白倉皇失措，匆忙“會官紳，分派守御”。19日黎明，援軍先鋒數騎馳抵金鄉城下勸降，“手(持)黃旗招曰：‘開城降者不殺，否則屠。’”楊鄭白見援軍先鋒人數甚少，竟“立斬之，駢以徇”，激起援軍怒火。援軍大隊直逼城下，“環城數匝”。楊鄭白等企圖負隅頑抗，援軍則“攻百方”。戰至午后，援軍扎云梯進城，殺楊鄭白等官吏。(《金鄉縣志略》，同治元年刻本，卷9，第5頁)此后，援軍分兵進擊嘉祥、巨野，大隊人馬在金鄉停留了兩天，略事休整。21日便拔隊北上，再攻巨野。署巨野知縣朱運昌、學官辛本杶等率團民固守。援軍憑其優勢兵力，展開猛攻，終于破城門而入。朱運昌以下教諭、典史、外委、把總、民團首領等人均為援軍所殺(《巨野縣續志》，民國十年刻本，卷4，第5頁;卷5，第21頁)。

　　北伐援軍的北上，引起清朝統治者的極大不安。為盡快掃除太平軍對京畿統治中心的嚴重威脅，清廷一面諭令僧格林沁和勝保的王牌軍對付北伐軍，一面又一再令山東地方大員，將山東主要兵力和防務重點置于直隸魯北一線，及時協助僧格林沁和勝保大營進剿或堵截北伐軍。北伐援軍突然逼近山東時，山東巡撫張亮基和布政使崇恩仍奉命率兵駐扎直隸景州一帶，而魯西南一帶只有少量地方營兵和民團鄉勇支撐防局，兵力極為薄弱，這就為北伐援軍乘虛北上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援軍一再攻城陷地，迫使清政府組織兵力南下阻擊。3月20日，清廷先派綏遠善祿統兵南下山東，同時張亮基亦率練勇2000人由德州南下濟寧。這兩部分官兵不及5000人，而援軍這時已達4萬余眾，加上山東各地農民起義軍的響應，使得這兩位清廷大員不敢應戰，只好聽任援軍北上。

　　23日，援軍克鄆城。24日，兵力分兩路：一路赴梁山、壽張，一路沿運河赴東平而北。25日，兩路大軍在張秋鎮會合，壽東主薄韓怡與陽谷主薄史榮曾等被殲滅。一時，“運河東西彌望皆賊”，援軍聲威大震。

　　北伐援軍原計劃“循運河北上”，取道東昌、德州等地以達阜城，“嗣知西之東昌，東之東平，俱駐大兵”，遂改變戰略，決定改道臨清州。故大軍雖過陽谷30余里，仍然“復向西南方”，攻打陽谷縣城。于是，援軍在張秋鎮留駐兩日后，便于27日黎明直逼陽谷縣城。這時，剛抵任5天的陽谷知縣文穎，以“城備久馳，堞垣傾圮可通行人，乃號召鄉團為守御之計”，同時又向擁兵駐扎東昌的綏遠善祿“連稟請援”，而善祿“迄遷延不發”。文穎只好與官紳率300名未練之勇登陴守御。當時，文穎自守東門，教諭李文綬守北門，營尉守西、南兩門。但援軍“至如潮涌，守陴者皆哭”(《陽谷縣志》，民國三十一年鉛印本，卷13，第18頁)，援軍“破南門而入”，300名未練之勇一擊即潰，知縣文穎“被傷落馬”，“旋為(太平軍)所獲”，終被殺死在街上。典史徐風喈自不量力，攜子率勇與援軍巷戰，被援軍“并戕于街”。守北門之李文綬被俘虜后，以惡語中傷太平軍，也被處死。

　　28日，北伐援軍進攻莘縣。時“人民先期逃散，典史一月前引疾”，官府所調署知縣將至，“聞警折回”，惟已撤任之前任知縣廖錫綸“帶同丁役上城遙望”，及見太平軍“蔽野而來”，丁役作鳥獸散，廖錫綸成了孤家寡人，遂“馳赴府城告急”，被太平軍追至，中槍幾墮馬，帶傷加鞭狂走40里，方僥幸保住性命(《山東近代史資料》第1分冊，第20頁)。援軍入南門，出西門，駐扎城外，出榜安民，同時分派千余人到張魯集一帶籌集糧草。

　　29日，援軍由莘縣起行，北赴冠縣。知縣傅士珍開始還“會僚佐，集紳董，籌商防御之策”，并“招募義勇，巡防捍衛”。至其“登城遙望，見(援軍)人馬蜂擁匝地而來”，忙“率官紳士兵列陴守御”。及援軍兵臨城下，傅士珍猶“指揮兵勇，施放槍炮”。援軍“分四股攻城，槍子炮子馳集城上如雨”。同時，援軍“又出飛梯不計其數，從南門左右緣城而上”。傅士珍率兵勇拼死抵擋，使援軍攻南門不下。但其他城門的援軍卻“俱用云梯”，“從煙焰霧雨中肉搏而登”，蜂擁而上，先將東門攻開，繼破西門，嗣后又下南門。不久，援軍旗幟插遍城中。傅士珍被俘，援軍一再“好言勸慰”，傅反破口大罵，致全家均被處死。教諭、訓導、千總、典史等官吏也先后為太平軍所斃。其后，援軍又進至清河縣小灘地方。

　　30日，援軍拔隊北行。4月1日，在距臨清5里的馬市街安營，遣數千人往攻臨清州城。于是，臨清戰役由此開始。

　　臨清州地處南北水陸要沖，商賈云集，士民富饒，為山東重要商業城市。由于臨清城區“門樓雉堞，皆整齊堅實”，因而在援軍到達之前，遠近士紳豪民即“多避入城，街衢填溢，房舍不能容，至用苫席搭蓋，釜灶露列”，致使城內居住者達數十萬人(一說十余萬人，見龔銓《耕余瑣聞》第二集，第19頁)，“橋孔廟門，略無隙地”(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第142頁)。與此同時，知州張積功在戰前亦曾預先防備。他自1853年秋抵任后，即“延紳士姜毓杰等為團長”，訓練團勇2000名，協鎮營兵數百，城內營兵數百，復招在城丁壯得萬人。另外，“城中積谷可給年余，倉庫及商民財物以億萬計。大炮羅列多門，磚石均積尺許，灰瓶沸湯備撒澆”(《山東近代史資料》第1分冊，第28頁)。及聞太平軍來攻，張積功等一面繕城守御，一面飛書乞援。清廷見狀大驚，急派勝保等由阜城經德州南援，張亮基、善祿亦率部趕至，而山東布政使崇恩更由武城鄭家口抄近路潛入城中，指揮防御，企圖固守臨清城。同時，清廷抽調貝子德勒克色楞等率軍趕赴臨清。

　　面對清軍的堵截，北伐援軍毫無畏懼。早在3月29日，援軍克冠縣之后，即派一小股隊伍，“稱善(祿)兵至州城”，知州張積功信以為真，遂令“在土城暫住”。31日，援軍大隊開來，“前稱善(祿)兵者列隊出迎”，渡過惠通河，一舉奪取州城南側的土城，更“據典肆攻打南門，復于城南筑十余木城，一日而就”(同上書，第26頁)。4月1日，援軍開始攻打西門;次日，援軍“知(敵)援兵徒空名”，乃“悉數詣城圍攻”，終于“由典肆掘地雷陷南復城”。在援軍強大攻勢下，企圖在城內固守的崇恩嚇破了膽，遂不顧張積功等人死活，急率所部官兵出北門逃往夏津。張積功“聞復城陷，崇恩去”，亦嚇得喪魂失魄，“投入井，紳民救，得不死”。此后，張積功及守城參將武殿奎嚴御于內，而勝保、善祿屯于臨清之北，張亮基兵駐于臨清東南，崇恩所部屯于夏津，形成所謂“各路大軍咸集于外”，對援軍形成包圍的局面，清廷內部多“恃為無虞”。但援軍在數量上占了絕對優勢。清軍這時所投入的兵力尚不足3萬人。勝保、張亮基、善祿等統兵大員相繼請求“多調官兵”，以為“非有官兵四五萬，不能合圍”(《中興別記》卷13，第217頁)。張亮基還要求“將調赴揚州之兗、曹營官兵一千名仍調回營，以本省之兵為本省防剿之用”(《清實錄山東史料選》，第1253頁)。同時，清軍各部間還互不統屬，相互矛盾，兵無斗志，根本不是援軍的對手。先是，善祿在援軍攻西門時不敢出戰，反往無太平軍處駐扎，“鄰村皆被刮”;繼而在援軍攻打南門復城時，又有崇恩及所部出逃夏津，駐扎臨清之北的善祿部亦“若不聞知”，聽任太平軍進擊而不往救援。勝保則在南下以來瞻前顧后，不敢應戰，其所派“入城協守”的400名川勇，亦常在城上與援軍對話，隨時有倒戈投降之可能(《山東近代史資料》第1分冊，第26、29頁)。因而連日來援軍越戰越勇，“分數股且攻且敵”，大致是“分半外向抗諸軍，分半攻城益急”，使得清軍“內外左右不能兼顧”(同上書，第20頁;《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捻軍》，第4冊，第14頁)。

　　為早日破城，4月9日，援軍開始在南門外挖地道。11日，在地道安置地雷。12日夜，援軍在南門外暗暗集結2萬余人，以備“聞地雷發動城陷即行入內”。是夜二更，傳令點放。次日黎明，“以地雷崩臨清西南垣十數丈”，一時“張焰灼天”，援軍便在張積功等猝不及防而勝保諸軍受阻不能來援的情況下，蜂擁入城(《太平天國資料匯編》第1冊，第32頁)。這時原與援軍有聯系的400名川勇亦奮起響應，“倒戈作內應”，協助援軍“將守門官兵殺盡”，州官張積功等文武官員10余人喪命，援軍一舉攻克臨清城(《山東近代史資料》第1分冊，第27、13頁)。而這時城外清軍各營卻坐視不救，好像不知道援軍已將州城攻陷一樣。臨清的攻破轟動省城與京城。咸豐皇帝大怒，將主將勝保、崇恩、善祿等人褫職，仍“命剿賊自效”(《清實錄山東史料選》，第1270頁)。

　　在攻占臨清前，援軍糧草、火藥等已感缺乏，本欲破臨清后以取得糧草給養及彈藥補充，卻不料州官張積功等人在城陷時，“將糧食聚于一處，外圍火藥……盡焚之”(《山東近代史資料》第1分冊，第21頁)，援軍“踞一空城無所得”。其后，清軍又“謀斷其餉糧，設長圍以蹙之”(《太平軍北伐資料選編》，第7頁)，致使援軍糧食、火藥“日益不繼”，造成給養嚴重缺乏，極大地削弱了戰斗力。這時援軍的成分已相當復雜，有北進途中所吸收的捻軍、幅軍、清軍潰兵、饑民及各地農民起義隊伍，新兵人數很快超過原有太平軍人數。而這些新兵大多保留著自己原有組織和領袖，因而不愿服從指揮和約束，肆意破壞軍紀，無論在勝利面前還是在給養缺乏、清軍以重兵威脅之際，多數新兵都經不住嚴峻考驗，其原始性和破壞性很快就暴露出來。如破臨清時，新兵即不乏搶掠和殘殺行為，這些新兵因腰纏金銀，再也不愿北上，反“彼此暗約，千百成群，乘間陸續潛逃”。太平軍將士尾追勸說往往又轉為所傷。同時，援軍領導集團軟弱無力，消極據守，延誤時機。4月15日，援軍攻擊勝保兵營，由于勝保營外有伏炮，致援軍很快被擊退。此后，雙方連日鏖戰，官軍屢獲勝仗，援軍卻連戰失利，傷亡頗多。

　　起初，援軍仍有“要出城上阜城去打救舊兄弟”之意，但偵知官兵人多，北路備嚴，便不再前進。在北上“被官兵阻扼”，困守又“火藥、糧食見少”，官軍卻圍而不退的情況下，援軍決定退出臨清，“遂傳令二十四日(4月21日)夜間分股退出”，同時在城中扎草人迷惑官軍。其間，新兵乘夜紛紛逃遁，約計數千人。

　　22日，援軍大隊人馬退至李官莊，入村內扎營。勝保、德勒克色楞、善祿等各率軍追至，并乘援軍立足未穩，直前接仗，援軍失利，死傷千余人。但援軍拼死抵抗，擊傷德勒克色楞及營總等將領。23日，援軍在李官莊再住一日，又與官兵接仗。24日，援軍由李官莊退走清水鎮，官兵緊追，雙方在途中交戰，官軍再度擊敗援軍。是役，官兵僅被打死百余人，而援軍卻有千余人戰死。據載：援軍在清水鎮，因有四名將領“誤傳號令，以作行止”，曾立昌等欲將其斬首，以嚴軍紀。不意其他部將“求情不準，各喧嚷欲散”。曾立昌等“恐眾離心，遂置不問，自此號令不行，眾司馬亦不甚管束，任聽裹脅者潛逃”。另外，援軍留清水鎮三日，迭與官兵接仗，受傷甚多，“無食可掠，悉皆忍餓”，因而形勢對援軍越來越不利。但是，就在這樣的困境下，尚有2萬余人的援軍，仍保持著相當的實力和機動作戰能力。曾立昌為挽回敗局，鑒于“官兵沿途追趕，人馬倦殆怠，又連獲勝仗，將卒驕惰必弛備”，便抓住戰機，組織了一次偷襲。據載：28日夜，曾立昌組織了千余名具有豐富作戰經驗的太平軍戰士，“各攜火球，名先鋒炮”，“乘黑暗中，近各官兵帳篷縱火，火隨風烈，各營盤頃刻延燒，官兵奔避，聲如山裂”(《山東近代史資料》第1分冊，第22頁)。是役，援軍燒毀勝保軍桂明所部5座營盤，勝保狼狽逃往館陶，遠避其鋒，而后隊官兵及隨營糧臺紛紛撤退(《東華續錄》咸豐朝，卷34，第6頁)。

　　援軍夜襲官兵的勝利，并不能挽回敗局。本來，曾立昌等想乘此勝利鼓勵部眾乘勢北上。他對眾將士說：“趁此追殺，不難將官兵一網打盡，從此返轍北上，直抵阜城絕無阻滯，乃轉敗為勝之機也”(《山東近代史資料》第1分冊，第22頁)。多數將領亦以為然。但許宗揚等部分將領卻說：“眾心欲南趨，北行恐多逃亡。我則深入，不如南行。明旦迅發，官軍未能追也”(《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捻軍》第4冊，第17頁)。表示“堅不相從(北援)”。雙方“爭執不決”。但逃跑主義最終占了上風。曾立昌等“俱不能制，徒為之長嘆不已”(《山東近代史資料》)。援軍遂被進一步引上了絕路。早在26日，曾立昌等即欲“傳令起身”，可許多將士表示：“官兵已撤，連日辛苦，欲休息一日而后行”，曾立昌等亦無可奈何。(第1分冊，第22頁)27日，援軍由清水鎮至冠縣時，武生馬昌圖糾合鄉勇，“各持槍械以待”，勝保則“親督馬隊官兵亦俱趕上”，援軍在前后夾擊下顯得兵單難支，倉皇應戰，結果傷亡慘重，被殺二三千人，加上官兵追得緊，眾人逃散(同上書)。在這種情況下，曾立昌企圖嚴肅軍紀，“責令違教致敗，欲行誅”，“殺一二以徇眾”，無奈部從大嘩，竟“爭殺立昌”(《中興別記》卷13，第226頁)。雖經勸止，但這種情況說明援軍將領已不能統帶敗兵，局面已不可收拾了。

　　于是，“眾尚萬余”的援軍，在火藥、糧草嚴重缺乏的情況下繼續南奔。當援軍“自冠縣起身赴莘縣”時，“各頭目擅自分股，每人或帶千余人，分路四竄”，方便了官兵與鄉勇團練的截殺。大股走到冠縣三里莊，又遇官兵追趕，雙方再度交手，結果，完全處于劣勢的援軍不堪一擊，加上兵力分散，不能相顧，被追兵殺得大敗，重要將領陳士保陣亡(《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捻軍》第4冊，第17—18頁)。這更加速了援軍的崩潰。

　　援軍自冠縣動身以來，沿途在冠縣、莘縣、觀城、陽谷等地連遭襲擾。5月1日上午，援軍經陽谷逃至張秋鎮，仍因兵力分散，沿途多人“被官兵民團擒斬擊斃”(《壽張縣志》光緒二十六年刻本，卷10，第8—9頁)。是日中午，援軍大股退至東平州，在義和集一帶為知州吳煒所率鄉勇等截殺200余人，而尾追于后的勝保軍恰又趕上，援軍被迫再戰，又“被斬散千人以上”。2日黎明，援軍乘夜逃往西南之鄆城，勝保等軍“乘夜縱火”，援軍傷亡又及千人。這時的援軍已潰不成軍，“饑疲無形”，仍分若干股南撤，鄆城知縣王煊“督練勇團丁截于途，殲滅二千余眾”(鄆城縣志》卷14，第39—40頁)。援軍不敢再戰，“由距(鄆城縣城)十八里馳驟而過，分股南竄”。其后，援軍“惟……五六百人為大股，外此多則百余人，少僅一二十，有匿廢寺廬屋，有伏麥隴林麓”，數不及萬(《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捻軍》第4冊，第18頁)。大隊人馬又自靳口南下，為東平民團截擊，傷亡數百。至汶上，援軍又遭團練分擊于皇甫集、齊家崗;前隊則很快逃至巨野，代理知縣郭壑、在籍侍衛田在田、民團首領孫兆魁等各率眾先后邀擊，援軍損失400余人。勝保復追至，援軍潰奔獨山、羊山，傍晚進入金鄉。代理金鄉知縣胡春華及濟寧知州黃良楷等擊援軍于李家莊、葛家村、化雨集、菜園莊、李家樓、石佛坊諸處。嗣后援軍又被擊潰于陳家樓，遂逃往江蘇境。3日，援軍殘部二三千人進入豐縣，占縣城，復“起筑木城，意圖拒守”。勝保等“督飭兵勇分攻四門，拋施火罐、噴筒，木城之內西南北三面同時延燒”。援軍堅守兩日，于5日夜突圍而出，奔至豐北堤口支河一帶，始以水淺可渡，遂決意渡河，不意“河水陡漲，湍湍甚急”，“河泥淤住馬足”，背后官兵追及，“槍箭齊施”，援軍英勇不屈，“全數躍馬入水”，主將曾立昌指揮殘部過河，親自斷后，以拒追敵，敵騎大至，立昌力竭，乃躍馬入黃河死難。

　　渡過黃河的援軍尚有將士一兩千人。他們擊潰清河防軍，沿途沖破團練武裝的堵截，經江蘇入河南境，復入皖北，于5月20日抵達蒙城。最后，許宗揚帶一些部眾于8月間輾轉回京復命，以北援失敗而被收入天牢(《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3冊，第62頁)。援軍自2月出發至5月失敗，以七千余眾，驟增至三四萬人，又由三四萬人減少到一兩千人，可謂勝利得快，失敗得也快。究其因，與沿途亂收新兵，缺乏糧草及指揮者的軟弱有關。

　　太平天國北伐的戰爭結局

　　太平天國北伐軍，全軍覆沒

　　太平天國北伐失敗原因

　　北伐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太平天國的領導者于攻占金陵(今南京)后，對革命形勢缺乏清醒的認識，貿然派出 2萬余精銳，深入華北，謀取北京，結果陷入清軍重圍;加之后援部隊派出過遲，且于中途潰散，北伐軍遂失去了突圍南返的希望。這是太平軍自起義以來所遭到的一次最大損失。

　　北伐軍及其援軍的全部覆沒，這是太平天國自金田起義以來在軍事上所遭到的最嚴重的失利和挫折，對整個太平天國革命戰爭所帶來的影響甚大，教訓也極為深刻。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戰略決策錯誤。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在剛剛占據金陵一隅之后，就以區區二三萬之眾，遠離后方，進軍數千里，深入清王朝的腹心地區，冀圖控制一二個外圍要點，堅守待援，然后再增兵攻占北京，這完全是一種輕敵冒險的戰略決策。戰略上的這種錯誤決策，又未能及時察覺和改正，以致前方將士雖然英勇善戰，也難以挽回失敗的命運。

　　第二，援軍派出過遲。洪秀全等決定待北伐軍到天津扎住之后，再發援兵，這在當時的交通、通信條件下，顯然失之過遲。如果后續部隊早日派出，與先遣部隊互相策應，即使不能直下京津，也可與河北、山東、河南、安徽等地蓬勃發展的人民革命運動相結合，建立革命基地，與敵人進行爭奪中原的斗爭。這樣，北伐軍和援軍仍有獲勝的希望。

　　第三，機械執行指令。北伐軍打到天津外圍之后，即遵照出發前洪秀全等給予的指令，在靜海、獨流停止待援，從而失去了根據實際情況機動作戰的特長，陷入了被動挨打的困境。在從靜海到馮官屯十五個月的被迫南撤過程中，一味單純地進行陣地防御作戰，雖然善于迅速構筑各種野戰工事，但畢竟經受不住清軍大炮的連續轟擊，以致始終處于被敵軍追趕、包圍的不利狀態。林鳳祥、李開芳等如能根據前線實際情況機斷行事，并通過機動作戰，有計劃地伏擊尾追之敵，給敵軍以殲滅性的打擊，北伐軍或不致全軍覆沒。

　　太平天國北伐戰爭意義

　　太平軍北伐, 孤軍遠征, 長驅六省，雖為精銳之師，但后援不繼，終不免全軍覆沒。廣大將士英勇奮戰，震撼清朝心臟地區，牽制大量清兵，對南方太平軍和北方人民的斗爭客觀上起到了支持作用。

　　北伐軍是失敗了，但這支遠離天京孤軍遠征的隊伍，在地形、氣候、民情均不適應的情況下，忍著饑餓和寒冷，與優勢的敵軍進行了近兩年的艱苦奮戰，大部分將士最后英勇犧牲或慷慨就義，發揚了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在太平天國革命戰爭史上寫下了極其悲壯的一頁。英雄們的鮮血沒有白流。他們的長驅北伐，不但在政治上擴大了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推動了北方人民的起義，而且牽制了數萬清軍，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天京周圍和西征戰場的軍事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