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戰爭并不像歐洲歷史上的許多戰爭那樣持續時間上百年，但是它的影響卻覆蓋了諸多國家及許多方面。接下來看看此戰的意義都有哪些。以下是小編為你精心整理的意大利戰爭的歷史意義是什么，希望你喜歡。

　　意大利戰爭的時代背景

　　諸邦

　　15世紀正經歷著文藝復興洗禮的意大利是一個經濟繁榮發達，文化輝煌燦爛的富庶之地，然而它在政治上卻是四分五裂，殘破不堪。羅馬教廷、威尼斯、佛羅倫薩、那不勒斯和米蘭是五個旗鼓相當的國家，盡管規模和性質有很大差異，但大致上維持著政治勢力上的均勢。除此以外，略遜一籌的小國，如埃斯特家族的費拉拉，貢薩加家族的曼托瓦和羅韋雷家族的烏爾比諾，以及波洛尼亞、佩魯賈、錫耶納等共和國，地位也都不盡相同，各有自己當地的特色，都對豐富多彩的意大利文明作過貢獻，實際上也都是意大利孱弱的根源，統一的障礙。更致命的是，意大利諸國的統治者們在發生內爭時總是習慣尋求外國的支持，使得國外列強對意大利事務越來越感興趣。與此同時，川流不息的新知探求者從歐洲各地匯集而來，其中不僅有窮苦的學者，而且有在本國地位顯赫有權有勢的人物。此外還有前往各主要宮廷的外交人員和商務客人。所有這些人都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制造了一種印象：意大利是一個藝術的寶庫，它富庶而分裂，軍事力量薄弱——是不難擊敗又獲利頗豐的戰利品。

　　自從天主教大分裂結束，教廷從阿維尼翁遷回羅馬之時起，它就不遺余力的試圖將在教皇宗主權之下的所有意大利土地置于教廷直接控制之下。文藝復興的光輝也讓這里為之眼花繚亂，從尼古拉五世開始，教廷進入了一個世俗的榮譽和藝術的光輝使宗教信仰黯然失色的發展過程。教宗們專心致志于塵世的尊榮，甚或更加卑鄙的一味追求擴大家族勢力，即使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53年)也未能改變。到“教會三惡魔”西克斯特四世、英諾森八世和亞歷山大六世的時代，這些文藝復興舞臺上的偉大人物均不能掩蓋羅馬日益衰落的現實，寡廉鮮恥的任人唯親、巧取豪奪和橫征暴斂，以及羅馬城一次次遭受的蹂躪，預示著____即將到來的分崩離析。

　　15世紀，威尼斯共和國在亞平寧半島上不斷取得土地，它的疆域由阿爾卑斯山直至波河，由阿達河直至伊松佐河，成了意大利政治的重要因素。它在國內的統治穩定而健康，各個階級都能從繁榮的對外貿易和工商業中獲利。由于財富殷實，總能按時關餉，供養雇傭兵擴充國防的方針也很成功。但威尼斯作為新興國家，不免引起鄰國的嫉妒，它的利益是以侵害其他國家為前提而獲得的。羅馬教皇、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米蘭、曼托瓦和弗拉拉都因它的興起損失大量財富，對它貪得無厭的領土欲望感到不安。威尼斯的海外利益又不免使它與奧斯曼土耳其對峙，爭奪東地中海的控制權;而隨著繞好望角到印度的航線的開辟，出現了打破它香料貿易壟斷的致命前景。盡管如此，15世紀末，威尼斯從外表上看，還是一個富麗堂皇，奢侈糜費，政治清明，公民團結的城市。

　　佛羅倫薩共和國的大權在15世紀后期，逐漸落入美第奇家族的一小撮人手里。統治階級中大多數人自愿接受“僭主”統治，大多數市民對此也無異議。事實證明，與大金融銀行家合作，對工商業者很有利。第三代“僭主”洛倫佐·德·美第奇治下，佛羅倫薩進入黃金時代，成為文藝復興的典范。城市糧食供應充足，慈善事業興旺，娛樂享受人人參與，藝術家和學者得到慷慨贊助，美第奇府邸成為各地游客向往的寶庫。洛倫佐晚年是意大利和平的保護人，他國爭端都請求他調解仲裁。與外交上的天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佛羅倫薩軍事上的軟弱。美第奇家族的政治資本就是巨大的聲望，至少在形式上保持了佛羅倫薩的獨立和自由，但是他們的地位自始至終是不穩固的。

　　那不勒斯在15世紀還是一個封建王國，保留著諾曼征服留下的烙印。法國安茹家族在西西里王國的統治已宣告結束。阿拉貢的阿方索五世和費蘭特以卓越的才能建立起權威，他們改革財政，靠佛羅倫薩資本擴大貿易。對立的安茹派貴族遭到無情鎮壓，安茹的勒內的領土要求也被抵制。但阿拉貢王室治下的那不勒斯，始終是意大利政治中的不安因素。在宗主權問題上，那不勒斯國王與羅馬教廷摩擦不斷;威尼斯和那不勒斯在亞得里亞海上競爭激烈，威尼斯竭力想取得阿普里亞的幾個港口。這些局部的沖突很容易引來外敵干涉，威尼斯和羅馬一直在鼓勵安茹家族重申對那不勒斯的要求，國內外的安茹派也不斷請求法國出兵。即使在這樣的隱憂之下，費蘭特之子，好戰的野心家卡拉布里亞公爵阿方索仍然不顧一切的擴充勢力，其女婿吉安·加萊亞佐·斯福爾扎的米蘭公國就是他的目標。

　　米蘭公國在維斯孔蒂家族斷絕后，轉入雇傭兵領袖弗朗切斯科·斯福爾扎手中。他的繼承權來自與末代維斯孔蒂公爵私生女的婚姻，更多是出于民意而非法律。有維斯孔蒂血統的奧爾良家族的對米蘭似乎擁有更充分的權力，這就為日后路易十二的入侵埋下伏筆。15世紀后半葉，米蘭在歷代斯福爾扎公爵統治下，繁榮昌盛起來，大興水利灌溉，農業、絲綢業迅速發展。它還擁有優于意大利除那不勒斯外的任何一個國家的軍事組織，控制著法意之間幾條主要通道，是抵御外國侵略的屏障，也是對威尼斯領土擴張的鉗制。盧多維科·斯福爾扎(摩爾人)當權(1480年)以后，米蘭進入它最鼎盛的時期。但年輕的公爵夫婦對凡事都得聽從這位叔父攝政非常不滿，阿拉貢的伊莎貝拉一再向父親，那不勒斯王儲卡拉布里亞的阿方索抱怨。有此良機，阿方索更適時宣稱菲利波·馬里亞·維斯孔蒂曾指定阿拉貢王室為米蘭公國的繼承人。他的進攻似乎即在旦夕。

　　為建立一個抵抗無論來自意大利本土還是外部強國侵略的防御體系，意大利各國曾制定一套復雜的機構，但從未得到實現。15世紀后半葉半島的和平主要依靠米蘭、佛羅倫薩和那不勒斯之間的密切諒解，和洛倫佐·德·美第奇的不懈努力。正當米蘭和那不勒斯關系急劇惡化的時候，洛倫佐于1492年4月去世，這加速了戰爭的到來。

　　西歐列強

　　路易十一重建起來的法蘭西王國從百年戰爭的創傷中恢復，戰爭的結果也使它擺脫了由于佛蘭德斯-勃艮第國家的存在而產生的威脅。它的國力迅速恢復，人口遠遠超越西歐其他強國，也擁有歐洲最大的常備軍。查理八世經歷了由博熱的安妮攝政的七年之后，終于獨立掌權。在成功的與布列塔尼的安妮締結婚姻之后，法國已無任何近憂。盡管神圣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連一世還要求繼承勃艮第，英國國王亨利七世仍不放棄法國王位，他們皆無力再啟戰端。這為意大利事業掃清了道路，以薩萊諾親王安東內利·迪·圣賽維里諾為首的安茹派流亡分子極力敦促查理八世進軍那不勒斯。雖然查理八世繼承那不勒斯王位的要求缺乏法律依據，但按照安茹的勒內遺囑，他是安茹家族的事業的代理人，而且他充滿了童年時代就建立起來的十字軍的豪情，一直夢想著以那不勒斯為基地，進攻土耳其，收復圣地。1493年4月，與那不勒斯調解失敗后，急于尋求靠山的盧多維科·斯福爾扎公開宣布自己是法國的事業的支持者，米蘭從此門戶大開。紅衣主教圭利亞諾·德拉·羅韋雷投奔法國宮廷后，更加火上澆油，他是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的政敵，想借助法國的力量將對手廢黜。發動進攻之前，查理八世又通過妥協取得阿拉貢國王斐迪南二世和皇帝馬克西米連的默許。巴塞羅那條約把魯西永和塞爾達涅交還西班牙;森里斯條約則將弗朗什孔泰和阿圖瓦交給皇帝。為了征服意大利，查理八世將前任在擴張法國邊界上取得的成就前功盡棄。

　　西班牙在15世紀迅速成長為地中海強國，建立宗教裁判所(1478年)，攻克格拉納達(1491年)和探索新大陸均顯示出這個正在上升的國家的信心和狂熱。雖然在“二王并主”(1479年)之后，它也還只是一個特拉斯塔馬拉家族統治下的諸王國聯合體——卡斯蒂里亞、阿拉貢、巴倫西亞、加泰羅尼亞等國均擁有相當獨立的地位——但王室的力量始終在不斷加強。由于連年對摩爾人作戰，由于全國大部份土地貧瘠，西班牙的貴族比法國人更依賴軍事冒險;西班牙人也被人看作好戰的民族，認為榮譽主要建立在武功上。在軍隊的體制建設方面，西班牙也是最先由中世紀進入近代的國家之一。阿拉貢王室與安茹家族爭奪南意大利的斗爭已達三個世紀之久，國王費迪南德二世領有西西里島的土地，他希望舊西西里王國的海島部分和半島部分歸于統一，因此樂于看見他那不勒斯的表兄弟即將陷入的困境，并加以利用。

　　在這一歷史階段，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識開始上升，體現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羅馬帝國”這一口號。但自私自利，充滿了離心主義的諸侯讓帝國空有眾多人口和豐富資源卻無法利用。帝國各個階層迫切希望改變現狀，加強中央集權，以應對咄咄逼人的土耳其和法國的威脅。然而，在實現集權的途徑上，貴族和皇帝卻發生了激烈的沖突，以帝國大法官、美因茨大主教貝特霍爾德為首的帝國議會要求組建對國會負責的中央政府，而皇帝馬克西米連一世則希望將他在奧地利屬地實行的改革推廣到全德意志，建立起強大的君主國家。此外，馬克西米連在帝國邊緣進行的軍事冒險也很不對貴族們的胃口，他的所為擴大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力量，但和德意志的利益中心卻關系不大。因此，當查理八世的侵略帶給帝國意想不到的擴張良機時，厭倦了皇帝的空頭支票的帝國各界反應平平。馬克西米連只得孤軍奮戰，他默許法國對那不勒斯的征服，換取查理八世對他打擊威尼斯的支援;而后，他又與盧多維科建立了密切關系，授予他米蘭公爵稱號，并迎娶了他的侄女比安卡·瑪麗亞·斯福爾扎。有了法國和米蘭的支持，馬克西米連就可以把竊取了大片神圣羅馬帝國領土的威尼斯共和國趕出大陸，并進軍羅馬，完成他的加冕禮，最終實現從亞得里亞海對巴爾干的十字軍征討。

　　意大利戰爭的歷史意義

　　歐洲歷史的轉折點

　　1494-1559年的意大利戰爭是歐洲歷史的一個轉折點。這場戰爭的重大意義，不僅在于它直接導致了意大利城邦國家體系的覆滅，而且在于它揭開了近代歐洲第一輪霸權戰爭的序幕，標志著此后法國與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和奧地利之間長達300年之久的爭斗的開始。圍繞著意大利戰爭所發生的政治和外交表明，法國和西班牙爭奪意大利、進而問鼎歐洲霸權的努力，使歐洲其他主要國家相繼卷入這場歐洲范圍的爭奪，在客觀上促成歐洲政治經濟中心由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一個以西歐為中心的歐洲國家體系初步形成，為1648年最終確立的威斯特伐利亞國家體系奠定了必要的基礎。

　　歐洲主權地位加強

　　查理五世的歐洲霸權計劃失敗，正在興起的近代歐洲民族國家如法國、英國等國的主權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查理五世的七零八落的帝國所面臨的是法國這樣的領土和政治基本統一的民族國家與中央集權國家，這些國家的社會各組成部分已圍繞經濟 、政治和民族利益而基本團結起來，初步形成了民族意識，反對外來威脅，并在此過程中進一步增強了作為主權國家的凝聚力。與此同時，德意志新教諸侯反對皇帝的斗爭已帶有明顯的民族主義感情，這種民族感情與法、英等國的正在興起的民族主義互相影響，促使歐洲國家獨立和主權地位的逐漸增強，推動歐洲國家間關系進一步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而不再是走向統一或帝國的方向，西歐大國間開始形成一種政治均勢。法國等歐洲國家和新教諸侯意識到，歐洲大陸不能是一個只有一個大國居于主宰地位的政治結構，雖然佛朗西斯一世及其同時代的君主并沒有在理論上闡述均勢的原則，在但卻在反對查理五世的戰爭中大力推行并實踐著這種政策，這對后世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歐洲國家在意大利戰爭期間和戰后所展開的外交折沖表明，歐洲國家已日益從本國立場出發考慮對外關系，均勢以及在其基礎上的結盟外交成為實現對外政策目標的一大重要手段。

　　城邦外交代表制度

　　戰爭推廣了意大利城邦國家體系的那種常設外交代表制度，從而開始將歐洲各國納入一種多邊國際政治結構。隨著意大利戰爭的展開，歐洲各國間逐漸采納意大利城邦國家體系的常設外交代表制度，意大利城邦與歐洲國家之間、歐洲主要國家之間通過常駐外交代表進行經常性聯系的做法普遍化了。到戰爭的第二年，威尼斯向歐洲大國全都派遣了大使，佛羅倫薩在法國和西班牙有它的常駐代表，連一向惟我獨尊的教皇國也先后向奧地利、西班牙、法國和威尼斯派遣了大使。就歐洲主要國家而言，1495年《威尼斯條約》后，西班牙率先擴大外交機構，相繼向威尼斯、米蘭、英國、奧地利派遣了常駐大使;奧地利先后在羅馬、威尼斯、米蘭、馬德里、倫敦有了常駐代表;法國向教皇國、威尼斯和米蘭派遣了大使，它對其他國家興趣不大，如英王亨利八世(Henry Ⅷ ，1509-1547)曾在1514年建議英法互換大使，但直到1518年法王佛朗西斯一世才予同意 ，因為此時的法國需要借助英國來抗衡西班牙和奧地利;英國從1505年起先后向奧地利、佛羅倫薩、米蘭、尼德蘭、法國和教皇國派遣了常駐大使。歐洲各國互派常駐外交代表，加強了彼此間的交流與聯系，加深了相互了解，促成了許多談判， 縮短了一些戰爭的過程，促使其相互關系開始成為一種多邊的國際政治聯系。

　　歐洲占據主導地位

　　意大利戰爭所展現的政治和外交表明，歐洲政治經濟中心正日漸由地中海向大西洋沿岸轉移著，歐洲國家逐漸在近代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中占據主導地位。隨著戰爭的持續、蔓延和展開，歐洲其他主要國家英國、瑞士、德意志諸侯國、土耳其等相繼卷入，交戰場所從意大利半島向著歐洲大陸擴展并轉移，逐漸卷入了大西洋沿岸的英吉利海峽與萊茵河流域、中歐地區的多瑙河流域以及地中海東部和北非沿岸等廣大地區，意大利戰爭成為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歐洲大戰。大西洋沿岸各國愈益成為歐洲外交舞臺的主角，決定意大利戰爭進程及其后的歐洲政治平衡的，不再是地中海地區的意大利城邦國家和土耳其以及中歐地區的神圣羅馬帝國和德意志諸侯國，而主要是大西洋沿岸的西班牙、法國和英國。這說明，到戰爭結束之時，西歐已成為近代國際關系的中心舞臺。另一方面，隨著航海技術的出現和新航路的開辟，意大利的商業地位開始削弱，西歐各國在商業和貿易領域的優勢地位逐步確立，各國間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經濟史家所說的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體系正在形成，歐洲的商業貿易中心也在向北大西洋沿岸的尼德蘭地區和英國轉移著。因此，意大利戰爭還在客觀上促成了歐洲經濟中心從地中海向大西洋的轉移，從而為建立以西歐為中心的歐洲國家體系準備了一個多邊經濟交往框架。

　　發展法國民族經濟

　　法國為支持曠日持久的對外戰爭，必須發展民族經濟。王國政府尤其重視鑄炮業、造船業和印刷業，金屬的生產受到刺激，采礦業日見興隆。為了運輸礦石和各類原料，政府開鑿和加深運河，筑路架橋，保障商路通暢，限制地方關卡，促進度量衡的統一，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得到了改善。里昂的銀行家準許國王從他們的金庫中提取現款，以應付戰爭需要。弗朗西斯一世在倡導、鼓勵工商業活動的同時，改革國家的財政稅收。1523年王室領地的收入和稅收集中到御庫，1542年設置稅務局。政府得以豢養一支兵員眾多并因薪餉優厚而忠于國王的職業軍隊，還可支付1.2萬名官吏的俸祿;法國形成了歐洲各國中最龐大的和有效的行政機構，鉗制、削弱了地方貴族的特權。戰爭的需要有利于君主加強對御前會議和巴黎高等法院、的控制。自弗朗西斯一世起，國王的詔書以“此乃朕意”結尾，表明君主已凌駕于上述咨詢、司法機構之上。凡此種種都促進了法蘭西的民族統一和君主制度下的中央集權。發端于路易十一時代的法國專制君主制成功地經受了意大利戰爭的考驗。

　　改變意大利政治地圖

　　1559年的卡托一康布雷齊和約，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意大利的政治地圖。此時意大利眾多的邦國大體上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西班牙統治的邦國和地區;第二種是獨立的邦國，第三種是名義上獨立實際上依附于西班牙的邦國。諸邦國的政治制度五花八門，各不相同，威尼斯、熱那亞、盧加保存了城市共和制;教皇國是神權統治;其它多數邦國都實行君主專制。不論實行什么政體，各邦國的軍政大權都操在國君手中，等級代表機構近乎沒有。在經濟上，各邦國政府都實行保護主義和重商主義;對輸入貨物課以高額關稅，鼓勵地方產品出口，給企業主一些貸款和特權，同外邦簽訂有利的商約，吸引外邦的專門家移住本國。但是，在整個封建割據體制的束縛下，這些政策收效甚微。加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戰爭，使意大利又遭到一次巨大的破壞，外國軍隊蹂躪了美麗的國土，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難以估計。戰爭結束后，城鄉滿目瘡痍，工農商各業處于蕭條狀態，14、15世紀的經濟繁榮為16世紀的衰落所代替。

　　改進火器廣泛使用

　　意大利戰爭期間，經過改進的火器(火槍和輪式炮架青銅火炮)首次得到了廣泛使用，炮兵首次參加野戰和堡壘、設防城鎮的攻防戰斗。對要塞經常采用圍而不攻的戰術。野戰軍隊用于為受敵圍困的據點解圍。攻擊要塞時，首先構筑圍攻線，而圍攻線必須設在要塞防御工事炮火射程之外，爾后構筑土木工事組成的阻援線。只有在這之后，才逐步展開攻擊。意大利戰爭證明，雇傭軍是不可靠的，其戰斗力多半取決于交戰國的政治和經濟狀況，取決于雇傭軍的民族特點和是否及時發放薪餉。意大利的歷次戰爭還證明，政治形勢決定戰略局勢，而軍事行動卻不能對戰爭結局發生質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