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學指中國東漢末期建安年間(196年-220年)及其前后撰寫的各種文學作品，風格獨特，在文學史上獲得崇高評價。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文學史一般所說的建安文學，是建安前幾年至魏明帝最后一年(239年)這段時間的文學，實即曹氏勢力統治下的文學。

　　興起原因

　　建安文學之所以興盛，與其時代背景有很密切的關系。東漢末年州牧割據，戰禍延綿，人民妻離子散，四處逃亡，或死於亂軍之中，或死於饑荒癘疫。建安文人生活於這個巨變的年代，目擊種種社會的慘狀，極有切身的感受。故當時的文學作品，多有反映現實的主題，描寫戰亂、人民疾苦和渴望國家統一的作品大量產生。可見時代環境的刺激對建安文學的興盛是有重大影響。

　　儒學的衰微亦助長建安文學的興盛。自西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儒學一直在思想上占據著統治的地位。儒學傳統的文學觀點乃是原道宗經，文學一直只是經學的附庸，窒礙了文學的自由發展。東漢傾頹，傳統的儒學已失去了統治地位和支配思想的力量，故此文學開始擺脫了經學的束縛。很多的作家都具有反傳統的思想，尤以曹操、曹植父子最為明顯。他們不再將文學視為闡發經義的工具，而是用來反映現實生活和抒發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學的道路更為開闊。

　　另外，文學批評的盛行和發展也帶動了建安文學的興盛。正由於社會紛亂，儒學式微，建安文人對文學的價值和作用，有更深刻的反思，對各種文體的特點、文章的風格與作者的關系等也有更深入的研究，文人亦經常相互探討批評，曹丕的《典論‧論文》正是當時最舉足輕重的一篇文學批評之作，可知建安文學的發展與文學批評不無關系。

　　當時領袖的提倡，也使建安文學更為興盛。曹操父子不單是當時的文壇領袖，更是政治的領袖人物，「奉天子以令不臣」。他們愛好文學，廣招人材，曹操下令「唯才是舉」，促成了一群有水準的文人共同創作，建安七子即是一例。曹氏父子招才之馀，自己亦有優秀的文學作品，加以其政治地位，對建安文學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他們喜好文學，對文士自然禮遇有加，不同於過去的統治者將之視作「俳優」，相反卻是一同從事創作，討論文章，相處如賓如友。是以文學風氣變得活躍，建安文學興盛，與統治者的態度有莫大關系。

　　最後，建安文學的興盛，實際也是文學發展的規律。兩漢文學為建安之興起了準備作用，詩、賦等等，皆啟發了建安的作家們。例如建安文學的現實精神，就是師承於漢代樂府詩「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傳統，三祖陳王，以至建安七子，常以樂府舊題名篇反映現實。古詩十九首等亦為建安抒情詩提供了借鑒。

　　文學興起

　　從東漢桓、靈之時，后黨秉政，中涓弄權，朝政昏暗無比，以至于人民怨聲載道，終于導致了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藩鎮借著剿滅黃巾的機會，發展自己的力量，地方勢力漸漸強大起來。東漢王朝在風雨飄搖、天下大亂之際搖搖欲墜。漢獻帝即位后，屢屢遭到播遷，需要仰仗權臣的鼻息才能生存下來。尤其是曹操挾獻帝遷都于許，借著天子的名義使令諸侯之后，漢獻帝已經成為了一個傀儡，權威盡失，威風盡喪。

　　而儒家的正統思想統治，則在東漢末年的戰火紛紜中轟然倒塌。人們的思想文化觀念在社會無序、天下大亂的情況下，必然會發生巨大的變化，于是各種離經叛道的思想觀念，突破了儒家思想道德觀念的束縛，紛紛應時而出。儒家思想不但已經失去了權威，而且不再成為人們道德標準和價值尺度。當時的社會，一切都處于失范狀態之下。人們縱情任性，特立獨行，突出自我意識，又追求個人的精神和享受。在這樣無意識的社會條件下，傳統文化在建安時期不可避免的發生了改變，從而呈現出多種文化爭奇斗艷，齊頭并行的狀態。

　　無論是從文化的進化還是演變的角度來看，建安時期的文化裂變，都是一件值得我們給予其充分贊揚和肯定的事情。正是有了建安時期的文化裂變，才使得各種文化思想能夠紛紛登場以及流行。

　　建安時期政治局勢的動蕩，儒家思想的坍塌，以及各種應運而生的思想觀念的碰撞，各種社會文化行為不僅極大的改變了人民的思維方法和行為方式，改變了人們看待社會、思考問題的層面，而且極大的促進了人們對人生價值的再一次認識，激發了人們的進取精神，提升了人們的個性意識，刺激了文士的創作欲望。建安時期的文學，就是在這種文化大背景下迅速崛起的。

　　不得不說的是，在建安時期，尤其是漢獻帝遷都，曹操平定冀州后，文學的發展獲得了一個相當寬松的社會文化環境，文學士人在積極進取、建功立業的同時，“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一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創作出許許多多表現時代精神，反映時代生活，展現時代風貌的文學作品，使得建安時期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繁榮時期。

　　后世影響

　　1、建安文學新局面的開創者是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曹操。他詩歌創作代表作品有描寫漢末戰亂和人民苦難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是《蒿里行》中的名句。表現統一天下雄心壯志、充滿積極進取精神的《短歌行》中的“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表現了他博大的胸懷;《觀滄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描寫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氣派。《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表現了作者對賢才的渴慕，《龜雖壽》中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表現了曹操積極進取精神。

　　2、曹操是建文學新局面的開創者，開用樂府舊題寫時事的先河。他的作品除五言外，四言詩也不少優秀之作，他學習漢樂府，但又有自己的風格。

　　3、現存最早的完整的文人七言詩是曹丕的《燕歌行》;他的《典論·論文》是現存最早的文學專論，他提倡文學，對建安文學的繁榮起了推動作用。

　　4、曹植的生活和創作可以分為前后兩個時期，以公元220年曹丕稱帝為界線，

　　5、曹植詩歌創作的代表作有描寫游俠少年的高超武藝和愛國精神的《白馬篇》，其中“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集中表現了少年的愛國精神;鼓勵朋友建功立業的《贈徐干》;在思婦身上寄托自己的失意和苦悶的《七哀》;描寫一個少年斬斷羅網，拯救一只黃雀的故事的《野田黃雀行》;描寫海邊人民貧困生活的《泰山梁甫吟》;以美女盛年未嫁的苦惱寄托自己懷才不遇之感慨的《美女篇》等。鐘嶸稱他的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

　　6、建安時期重要的作家有“三曹”“七子”和女詩人蔡琰。“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七子”之稱見于曹丕的《典論·論文》，指孔融、陳琳、王粲、徐干、阮瑀、應玚、劉楨七人，成就最高的是王粲。

　　7、“七子”的詩歌創作中反映社會動亂和人民苦難的代表作有王粲的《七哀詩》其一，其中“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表現了戰亂給人民帶不的苦難。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等;抒寫個人的抱負和遭遇的代表作是劉楨的《贈從弟》三首等。

　　8、現存題為蔡琰的作品有五言《悲憤詩》，騷體《悲憤詩》和《胡笳十八拍》。最可信的是蔡琰所作的是五言《悲憤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