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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紡車歷史

　　喚起人們對歐洲村舍生活方式和印度農村生產力相似想象的家用紡車起源于中國。歐洲已知的對紡車的最早介紹，是在公元1280年左右出版的德國斯佩耶爾一個行會章程中間接提到的。

　　紡車是從我國用來加工絲綢纖維的機械派生出來的。一根絲線有幾百米長，其抗拉強度為每平方厘米4570千克，這比我們已知的任何一種植物纖維的強度都高，并接近某些工程材料的強度。在我國最遲不晚于公元前14世紀，蠶已被馴化，絲綢工業已經發展起來。雖然很顯然，從那以后的好幾個世紀里養蠶和絲綢工業有了發展，但從一開始絲綢業就會需要繞絲機來處理如此綿長的絲纖維。這種機器在公元121年刊印的《說文解字)里提到過，在公元230年刊印的《廣雅》中又一次提及。而于公元1237年刊印的《耕織圖》叢書，第一次將上述機器描繪出來了。

　　這種把絲線繞到筒管上的卷緯機也傳到了歐洲，而且似乎比紡車進入歐洲還要早一點。在查特里斯大教堂的櫥窗里被展示過。按年代推算公元1240年至公元1245年間的紡織機就是卷緯機，其中有一種圖樣描繪得更清楚的機器可以在大約公元1300年出現的伊普里斯的《貿易》中見到。

　　卷緯機在我國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紀。現在還不清楚紡車是什么時候從卷緯機派生出來的。如果保守一點，我們可以說，到公元11世紀時便發生了這種變化。這時棉花的栽培已經遍及全國。很明顯，為了處理棉紗，紡車便從卷緯機中分化出來了。當然，通過傳送帶把紡錘(錠子)與大輪子連接起來從而使紡錘(錠子)高速運轉，這是最聰明的辦法了。

　　紡車最早出現在什么時代，目前還無法確定。關于紡牟的文獻記載最早見于西漢揚雄(前53年——后18年)的《方言》，在《方言》中叫做“繀車”和“道軌”。單錠紡車最早的圖像見于山東臨沂金雀山西漢帛畫和漢畫像石。到目前為止，已經發現的有關紡織畫像石不下八塊，其中刻有紡車圖的有四塊。如1956年江蘇銅山洪樓出土的畫像石上面刻有幾個形態生動的人物正在紡絲、織綢和調絲操作的圖像，它展示了一幅漢代紡織生產活動的情景。這就可以看出紡車在漢代已經成為普遍的紡紗工具。因此也不難推測，紡車的出現應該是比這為早的。

　　漢代的紡車

　　漢代紡車，根據畫像石上所畫的形狀看，和明代《天工開物》上的紡車類似。這種紡車的結構雖然比較簡單，但是紡紗動效已經比紡專提高大約二十倍。這種紡本上已經使用繩輪傳動，證明我國早在兩千年前就在工具機上使用繩輪傳動了。使用這種紡車，還可以加拈、并合比較均勻一致、不同粗細的絲或弦線。1972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叫做”漢瑟”的樂器;它的弦是用十六根單絲合股加拈成的，每一根都紡得非常均勻，能發出協調的音律，大概就是用這種紡車加工的。

　　這種紡車，除了可以紡紗之外，還有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制成緯紗用的纖子。過去用紡專的時候，需要另外偽工具搖纖，現在有了紡車，就能兼做這項工作了。這就可以比較大地提高生產效率。

　　漢、唐以來，我國絢麗的絲綢，通過“絲綢之路”向西方輸出，博得了極高的聲譽。今天在當年絲綢之路的古道上，仍然可以發現當時的錦、羅、綾、綺等水平相當高的絲織品。生產這些高水平的絲織品也是和紡車的使用分不開的。

　　在紡績麻、絲、棉等生產實踐過程中，為了提高質量和產量，我國勞動人民是本斷有所創造、有所前進的，在手搖紡車的基礎上創造的腳踏紡車和水力紡車，又進一步把我國的紡紗技術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腳踏紡豐是利用偏心輪在紡車制造上完成的一次改革。腳踏紡車的最早發明時間還有待查考，現在能見到的是公元四世紀我國東晉著名畫家顧愷之(約345—406年)一幅畫上的腳踏三錠紡牟。后來在元代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我國著名的農學家王幀在他所著的《農書》上也出現了三錠腳踏棉紡車和三錠、五錠腳踏麻紡車，證明了腳踏紡車從東晉以后一直都在使用。

　　紡車在棉紡織中應用最廣，時間也比較長。在植棉和棉紡織中，我國少數民族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云南和海南島的少數民族很早就積累了一套棉花的紡織加工技術，就紡車來看，既使用大竹輪的紡車，一般直徑在六十一厘米，也采用小直徑的竹輪紡車，直徑三十到四十厘米，以適應棉纖維比絲麻短的紡紗需要。

　　宋末元初，松江烏泥涇(今上海縣烏泥鎮)童養媳出身的棉紡織革新家黃道婆(約1245年—?)，年輕的時候曾經流落到海南島崖州(今海南省三亞市)，向黎族姐妹學習了棉紡織技術，元成宗元貞元年(公元1295年)左右回到故鄉，和當地的織婦一起，在紡織生產的實踐中，把用于紡麻的腳踏紡車改成三錠棉紡車，并且總結了一套紡紗技術。同時她還革新了軋棉和彈棉工具，紡紗產量得到大幅度提高，迅速改變了當時松江地區的落后面貌。她又總結提高了織布中的“錯紗、配色、綜線、摯花”等織造技術，使當時松江地區戌為棉紡織中心之一，精美的“烏泥涇被”運銷全國。

　　在王禎的《農書》中，除了對手搖和腳踏紡車作了全面總結外，更介紹了另外兩種新的紡車，大紡車和水轉大紡卒。

　　王禎在《農書》中詳盡地記載了他的這一重大發明，并“特圖其制度，欲使地方之民視其機括關鍵，仿效成就，可為普利”。王禎稱他的這一發明為“水轉大紡車”。從書中的文字記載和簡要圖樣來看，這種水力大紡車已經是一種相當于完備的機器。它具備了馬克思所說的“發達的機器”所必備的三部分——發動機、傳動機構和工具機。其發動機為水輪。水輪是馬克思所說的那種“接受外部某種現成自然力的推動”的發動機。傳動機構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傳動錠子，一是傳動紗框，用來完成加捻和卷繞紗條的工作。工作機與發動機之間的傳動，則由導輪與皮弦等組成。按照一定的比例安裝并使用這些部件，可做到“弦隨輪轉，眾機皆動，上下相應，緩急相宜”。工具機即加捻卷繞機構，由車架、錠子、導紗棒和紗框等構成。為了使各紗條在加捻卷繞過程中不致相互糾纏，在車架前還裝置了32枚小鐵叉，用發“分勒績條”，同時還可使紗條成型良好，作用與繰車上的橫動導絲桿相同。這里要指出的是，水轉大紡車的工具機所達到的工藝技術水平，即使是用18世紀后期英國工業革命時代紡紗機器中的工具機為尺度來衡量也是非常卓越的。

　　大紡車，它不同于舊的紡車的特點是：紡紗的錠子更多，達到三十二枚，這樣它的生產力就顯著增加。一般的單錠紡豐，一天只能紡三到五兩紗，三錠也不過七到八兩，這是指棉。紡麻，用五個錠子也不超過二斤。大紡車是紡麻的，一天一夜可以紡一百斤。紡績的時候需要集中多家的麻才能滿足它的生產要求。其次，大紡車的傳動已經采用和現在的龍帶式傳動相仿的集體傳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