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發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北宋王安石變法的悲劇相關信息，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

　　北宋王安石變法的簡介：

　　變法自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至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結束，故亦稱熙寧變法、熙豐變法。

　　王安石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后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也進行了打擊和限制。但是，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于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如保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元豐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終。

　　北宋王安石變法的悲劇：

　　公元1074年是北宋的熙寧七年，正忙于變法的王安石碰到一件麻煩事，一個本來由他獎掖提拔的看城門的小官鄭俠要和他的變法過不去，畫了一幅《流民圖》進呈天子神宗，說變法有問題。

　　神宗趙頊和王安石正是在帝國無比危難的時刻走到歷史前臺的。1068年，年僅20歲的宋神宗承嗣大統，英氣勃勃，志向非凡。他自幼痛心于列祖列宗對北方敵國的屈服退讓，不滿于朝廷、州縣的萎靡不振，焦心于國家稅收減少、財政緊蹙，有著富國安民、強兵雪恥的強烈愿望。親政以后，他急于物色能安邦治國的英才，曾對大臣說：“國之要者，理財為先，人才為本。”可是，朝中一批元老重臣卻暮氣沉沉，畏事保守，安于現狀，不圖興革。神宗只能變換方向，在朝外積極尋覓，最終將目光鎖定在已頗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

　　王安石也確實很棒，年富力強，曾任多年地方官員，在朝中也幾經沉浮，了解國政民情，雖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極高聲譽，獨享天下大名30余年。人們稱贊他質樸節儉，不嗜酒色財利;贊美他視富貴如浮云，不以自身榮辱進退為意;欽佩他好學深思、深通經術，成一家之學。《元城語錄》說：“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指王安石)不做執政為屈。”尤為重要的是，王安石幾年前上書宋仁宗，力陳“理財為先”的改革諫言，與宋神宗最急迫的心愿不謀而合。什么是富國，就是國家的錢多;什么是變法，就是理財，看能不能在最短的時間里弄出最多的錢。英君賢臣風云際會，撞擊出一串激情的火花。

　　1069年，宋神宗排除朝中大臣的反對和阻撓，果斷地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副宰相)，籌備變法事宜。就這樣，一場關乎國運興衰，關乎民生順逆的重大改革運動正式開始了。

　　然而，事不遂人愿，越改麻煩越多。從熙寧六年秋開始，天下大旱，10個月滴雨未下，麥苗焦枯，神宗成天眉頭緊鎖。農歷四月這天上朝回來，忽然內侍來報，一個叫鄭俠的小官，繪了一幅《流民圖》以驛站馬?密件進呈皇帝，還附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說他負責看守安上門，每天在城門上看到為變法所苦的貧民扶攜塞道，質妻鬻子，斬桑拆屋。于是將這些圖景繪下來請皇帝圣覽。

　　這個當年曾與王安石很談得來的鄭俠還說圖中所繪，均屬實情，請神宗觀其圖，罷廢害民之法，“延萬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打開一看，圖上無數流民攜兒牽女，身無完衣。四處啼饑號寒，口嚼草根野果，許多“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錢償官，奄斃溝壑，累累不絕。酷吏威逼恫嚇，怒目追索……

　　《續資治通鑒》記載：神宗接下了這份鄭俠不惜以被治死罪的方式而密呈上來的《流民圖》，袖以入內，反復觀看，面色凝重。四月初六，皇帝在度過一個不眠之夜后，下詔暫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項新法。據說，詔下，天降大雨，旱情解。

　　封建王朝史上多的是讖緯之說，并不怎么可信，鄭俠的一番舉動巧合因素很大。而且后來經過呂惠卿等人一番連消帶打的政治動作，將鄭俠搞進了大牢，變法還是照常進行。但事實是無可動搖的，王安石大變法確實到了一種民怨沸騰的程度。

　　應該說，王安石的變法政策無一不從良好愿望出發。比如“青苗法”，本意上就是充分考慮到農民的利益的，而且，他在鄞縣做官時試驗過，“貸谷于民，立息以償”，效果不錯。然而當他將此法推向全國，同比例放大，卻南轅而北轍了。不識字的鄉農們去申請青苗法的貸款，要經過以下程序：為了填寫申請書，就要花錢請書吏;再拿到衙門去申請，碰到貪官污吏，中間不知要花多少打點費，而且貸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寫，農民都不識字呀。據史書記載，雖然變法規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經過中間貪官污吏的層層盤剝，最后貸款農民要返還的實際利息，竟達到原先設定的35倍，比高利貸還要高許多。于是逼得農民寧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貸，也不敢向政府貸款。“利民之政”變成了“擾民之舉”。

　　更要命的是，安石先生過于自信，急于求成，在推行新法過程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須貸出多少錢，給下面下指標。這樣一來地方官員就硬性攤派了，除了一般的農民要其貸款，連中農、富農、地主都必須接受貸款。其實中農、富農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問題，根本用不著貸款，但地方官員就是硬逼著他們貸款，因為要完成指標。這樣一來，到了還錢的時候不要說一般農民吃不消，就是中農、富農也吃不消。自然，這項措施變成了官員的贏利設置，他們的權力尋租也有了改革這一至高無上的借口。再有像“市易法”，本來是規定收購滯銷貨，后來就變成了專門收購緊俏物，這時的衙門已經變成了一個賺錢的機構，結果成了全官經商，官商作風愈演愈烈，政府與民間爭利。

　　許多史書，都把王安石變法作為正面典型來歌頌，以為既為變法，便是對傳統機制的突破，必須嘉許，而不論實際結局如何。現在回溯千年探究，問題并不如此簡單。怎么富國強兵，一向立意高遠的王安石竟定位于“理財”二字，最后就是一個錢字。在一個自然經濟的農耕社會，一定時期財富總額是一定的，不在民間就在官家。一個“理”字，便把老百姓的錢“理”進了“官家”的口袋。幾乎每次廊廟相會，司馬光、蘇軾等人都詰難王安石這個問題，王沒法正面回答。但他有一套為變法立言的原則：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平心而論，王先生的“三不”信條確實是非常值得一書的，這是改革家大無畏的斗爭精神。但反過來看，改革家非理性過頭的激情也于此暴露無遺。說句唐突古人的話，就是光顧自己一逞政治抱負，變法變得快活，便把百姓生存置于不顧。對于弱勢群體的血和淚，王安石企圖抱定“當世人不知我，后世人當謝我”的思想去硬生生克服它，可這又哪里克服得了呢?

　　政治家是不會認錯的。王安石主持的變法，成了大宋政界圍繞新法是“利民”還是“害民”展開爭論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場政治斗爭，政見不同的臣僚紛紛發表看法，難以騎墻。原來的中書和臺諫班子，多數是變法的反對派，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后，對這些部門進行了大清洗，逐諫官，罷諫院，排中丞，罷中丞，貶御史，等等。《宋史·王安石傳》就列舉熙寧元年至四年被王安石罷免的19位臺諫名單。并且，引進同黨李定、薛昌朝、謝景溫，等等，基本封殺了反對的聲音。于是，轟轟烈烈的變法期間，或者是“臺諫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為，不敢居是職者”;或者是執政大臣“專用其親愛之人”為臺諫官;“或小有違忤，即加貶逐，以懲后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后為之。”在這種功利目的前提下引進的臺諫，往往多觀言察色、見風使舵之輩，有的聲嘶力竭為變法吶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著一個擁護變法的大招牌，行滅殺政敵、搜刮民財之事，如“烏臺詩案”中陷害蘇軾的李定、舒?等。南宋章如愚在《山堂考索續集》譴責說：“安石作俑，始于箝天下之口。”

　　一方面是上層政場上的清洗，另一方面就是對下層百姓的言論封堵。為了防止百姓不滿而訕謗帝國新法，熙寧五年春正月，朝廷下令在首都設置邏卒兵丁，對百姓實行“監謗”，不許亂講新法如何。“深疾諫者，過于仇讎;嚴禁誹謗，甚于盜賊”，“潛遣巡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但捂住了別人的嘴巴，就能讓變法自此完美起來，一馬平川了?只不過是個自欺欺人的鴕鳥政策而已。再就歷史流程的延展來看，此舉也書寫了以專制箝制言論的丑陋一頁，其惡劣后果并不能因變法的“政治上正確”而一筆勾銷。

　　王安石的文學名篇如《游褒禪山記》、《讀孟嘗君傳》，立意高遠、險峭，足以顯現一種特立獨行的風格：立論很高，行別人所不敢之險。但這或許只對文學有意義。放在政治上，老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就有問題。政治主張再高，也不能漠視事實的掣肘。王安石作為大政治家，似乎缺少原儒傳承的“平民關懷”，只要自己政見得以實施，百姓苦難便可不以為然。用現在的話說，這是必須付出的“改革成本”，弱勢群體就鐵定要為王先生震古爍今的變法做出犧牲。

　　一番變法，國家財富堆積如山，為此宋神宗作四言詩：“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8句32字，為新增32座國家財庫之名。還不夠，又添20座，建庫封樁。

　　國家一時間富了起來，而老百姓的境況如何呢?還以王安石自豪的“摧兼并，濟貧乏”的青苗法為例，本是為了免除農民在青黃不接時免受地主豪強的高利貸盤剝，改由政府向他們貸款，每年兩次，利息按二分計算，在夏、秋兩季農作物收獲時，再歸還政府的一種充分考慮到農民利益的低息貨款。而實際操作下來其實是個可怕的官家壟斷的高利貸。陜西農民向官家借陳米一石，至還的時候是新的好小麥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翻了個大跟頭。“雖兼并之家乘饑饉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重”。弄得連“中戶以下大抵乏食”。中等收入的家庭吃飯都成了問題，更不用說絕大部分的貧民了。于是“婦子皇皇，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對于那52座財庫的由來，司馬光一語中的：“不取諸民，將焉取之?”

　　又如意在減輕貧困農民負擔的免役法，也因問題多多導致全面失敗。官員賈蕃在東明縣(屬開封府)試行免役法時，故意把農戶的等級提高，把四等農戶提升為三等(按規定，四、五等農戶免納役錢)，意味著把免納役錢戶提到要納役錢戶中，從而激起了民戶的不滿。東明縣鄉農了解情況后，有一千多人糾集進京“上訪”，跑到王安石住宅前鬧事。更要說明的是，這在整個變法過程中決非個案。

　　事實證明，把理財、言利、搞錢當成變法的內核，注定了這場懷著理想主義初衷的變法，勢必要背著擾民和聚斂的惡名走向失敗。

　　變法有兩種：商鞅“廢井田，開阡陌”放松了對庶民的束縛，撇開政治上的高壓統治不談，經濟上的勇猛行進為秦一統天下打下根基。而王安石有點相反，盡管數字飚升，政績遍地開花，但以更嚴密的措施去管制、搜刮百姓，國富民窮，如此變法究竟有多大意義?朱熹說：“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形象之極。而最大的后果，是趙宋王朝人心的離散。40多年后，北宋滅國。

　　再好的變法，也不能以犧牲普通百姓的生存為代價，于是有了芝麻級人物鄭俠繪制《流民圖》，企圖以生命一搏。而名臣士子如歐陽修、蘇軾、司馬光等也無人不反對。其實，在沒有王安石變法之前，他們也是改革派。見變法如此苛峻，他們只好做“保守派”了。而政治上缺乏雅量的王安石更將這些“保守派”一一逐走，于是“君子都走了，小人就來了”，變法本來就有問題，小人們再在其中上下折騰，結果可想而知。

　　這時候，一個政客式的王安石“浮出水面”——神宗也感覺剝削太重，于是將臣子們的上奏中言及民間常苦新法的內容告訴王安石，王大不以為然。

　　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

　　安石曰：祈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

　　帝曰：豈若并祈寒暑雨之怨亦無邪。

　　安石不悅。

　　安石是固執的，他相信自己永遠正確——民眾的苦痛與主題宏大的變法相比，算不了什么。

　　這里，幾乎看不到那個在詩文詞章中體恤民疾、賑濟困乏的王安石的影子了。這位中國封建社會惟一不愿讓人抬、不坐轎的宰相，拒奢華、拒納妾的宰相，也是惟一死后無任何遺產的宰相，一個本來應該大寫的儒者，居然如此無視黎民黔首，真是莫大的悲哀。

　　王安石堪稱政治強人，古文與詩詞也卓然成家，思想縝密。對他“大言震神宗”啟動變法的萬言書，方苞就說：“歐、蘇諸公上書，多條舉數事，其體出于賈誼《陳政事疏》。此篇止言一事，而以眾法之善敗，經緯其中，義皆貫通，氣能包舉，遂覺高出同時諸公之上。”安石死后，他的政敵蘇軾代皇帝寫敕文，說天意“將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對王安石說來，不能不算是公論。

　　但是，人格的公論與民心的向背無關。一種變法，無論其“富國強兵”的主旨如何宏大，如果是建筑在民生凋敝、民心渙散的基礎之上的，它就顯得可疑。而就變法者而言，無論其操守如何無瑕，心氣多高，文學品格如何不俗，如果不在變法中解決一個“以民為本”的終極問題，他只會走向悲劇性的結局。這絕不是幾篇立論高揚的道德文章所能救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