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漢書的史學地位
《后漢書》由我國南朝劉宋時期的歷史學家范曄編撰，是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二十四史”之一。接下來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后漢書的史學地位，歡迎大家閱讀：
后漢書的史學地位
《后漢書》的歷史和史學價值是多方面的，顯現了范曄高超的史才。
關于《后漢書》的思想價值，清人王鳴盛評曰：“范書貴義德，抑勢利，進處士，黜奸雄，論儒學則深美康成(鄭玄)，褒黨錮則推崇李(膺)、杜(密)，宰相無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見采而特尊獨行。”(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應當說，這個評價頗為中肯，然“公卿不見采”改為“公卿少見采”可能更恰當，且褒隱逸、尊獨行亦未到極端的程度，只不過和其他正史相比較突出罷了。具體說來，《后漢書》有肯定王權秩序、頌揚忠貞名節等儒家正統思想，亦有褒揚避世隱逸、狂狷放達的道家玄學思想，還有對佛教思想的批判等。
宣揚儒家正統思想亦應為《后漢書》的基本內容。《后漢書》中對大部分人物的褒與貶，有一個正統儒家思想的標準：有利于社稷安定、國計民生的忠貞之士，即受褒美;反之，即受貶責。?
《后漢書》中褒贊了大量的勤政愛民者。如《循吏列傳》中記傳衛颯時，贊其人“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記傳王景時，歷數其修渠治水、教民耕作蠶織等政績，贊其勤政愛民;記傳王渙時，寫其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清正廉明，善斷案，“曲盡情詐，壓塞群疑，又能以譎數發佞奸伏……”又如在卓茂、魯恭、魏霸、劉寬等傳記中，贊其治行卓著;杜根、劉陶、李云等傳記中，贊其仗義直諫;班超、梁謹等傳記中，贊其大智大勇，立功西域……這種贊揚表現了對王權秩序和國計民生的維護。
《后漢書》中還對仗義執節者大加贊美。《黨錮列傳》中寫李膺受陷害，遭黨錮之禍時，拒不逃避，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從容就死。范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及遭黨禍，亦慷慨就死：“其母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其弟)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這是一幅舍生取義、母子訣別的撼人圖畫。顯然，范曄對此是大加贊美的，亦即是對封建忠義的贊美。?
與作者對上述記傳人物的態度相反，范曄對外戚、宦官的橫暴專權、禍國殃民則大加撻伐。東漢中葉，和帝、安帝以后，皇帝都是幼年即位，不能執掌朝綱，于是開始了外戚與宦官爭奪王朝統治權的混亂局面。如桓帝與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宦官計議殺了梁翼，五人俱被封為侯。于是，他們居功自傲，把持朝綱，窮奢極欲，禍國殃民。《后漢書》對上述的外戚與宦官們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
綜上所述，可見《后漢書》肯定了王道秩序，贊美賢達忠義，鞭撻奸佞邪惡，基本上體現了儒家正統思想觀念。其實，這也是它被定為“正史”的根本原因之一。
《后漢書》對佛教與讖緯思想基本上是否定的。在《西域?傳·?論》中，范曄評價佛教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弊崇善，所以賢達君子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概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指出了佛教的荒誕不經。又，《張衡傳》中載其《請禁圖讖》一篇，作者以欣賞的口吻敘述了他上疏的情況：“衡以圖緯虛妄，非圣人之法，乃上疏曰：‘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勢位……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聯系《宋書》本傳中亦說范曄“常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其臨死前“語人寄語何仆射：天下決無佛鬼”，亦有助于理解《后漢書》的這一思想傾向。?
范曄在編著思想上則更類司馬遷，他在《班彪列傳》中云：“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于圣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批評了班固《漢書》的思想局限。所以，范曄在《后漢書》中，承襲了《史記》中的《滑稽》、《日者》、《龜策》而創制了《獨行》、《逸民》、《方術》等類傳，并首創了《列女傳》以褒美女子中“才行尤高秀者”，打破了以往史書中拘于正統思想而除皇族女性外不為女性立傳的禁例，等等，足見范曄著史書的科學態度和才華膽識，非班固等所能比擬。至于后世史家承襲《列女傳》體例而將其內容改為“烈女節婦”傳，比范曄的編著思想正統卻遜色多了。
后漢書的文學成就
在文學價值方面，《后漢書》的“論”、“贊”是值得稱道的。作者自認為是“精意深旨”，后人更推崇它有“奇情壯采”。《后漢書》的文學價值主要表現在人物塑造的一定程度上的典型化、語言運用的駢儷化與韻律感、行文中情感傾向的鮮明流露等三個方面上。
正如《史記》可作傳記文學來讀一樣，《后漢書》所傳記的人物大多形象鮮明，個性突出，有一定的典型性。如：舍生取義的李膺、范滂，隱逸放達的嚴光、梁鴻，倜儻不羈的王符、仲長統，還有作威作福的外戚竇憲、梁翼，禍國殃民的宦官單超、張讓，等等。《后漢書》傳記人物時，緣于史書性質，基本上還是敘其言行以顯其性格的，不再贅述;然其中亦大量地運用塑造文學形象的藝術方法，概括起來講，有序旨提要、細節描寫、肖像描寫和側面描寫等。
《后漢書》的類傳前多有序，每個人物傳記展開前多有提要，用語簡潔、準確，這可以使讀者先對所傳記人物有一總體印象，起到未見其人、先會其神的先聲奪人的作用。如《宦者列傳·序》、《獨行列傳·序》、《逸民列傳·序》等，讀“序言”便能對本類傳人物的大致特征了然于胸。單人傳記前的“提要”，如：《范滂傳》“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仲長統傳》“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然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王充傳》“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梁翼傳》“性嗜酒，能挽滿、彈棋、格五、六博、蹴踘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斗雞”等等，使得不讀下文便能大致了解其人性格。
《后漢書》還長于細節描寫以刻畫人物。例如，《嚴光傳》描寫劉秀稱帝后，欲征召其昔日舊好嚴光入仕，然嚴光召至而不就。劉秀去看望他，他卻躺著不起來，叫他，不應，當晚，二人同床共枕，嚴光竟又把腳壓到劉秀的肚腹上。這些細節的描寫，活畫出了嚴光不拘禮儀的隱逸風度。《梁鴻傳》中寫梁鴻少時牧于上林苑中，曾因家里失火而殃及鄰居，賠不起人家，便給人家作奴，足見其耿介曠達的隱士風范。又如《光武皇帝本紀》中寫道：劉秀的親叔伯兄長劉縯(字伯升)，因遭更始帝(劉玄)忌恨而受害，他聽說后，“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吊光武，光武難交私語，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這一細節描寫突出表現了劉秀隱忍、狡詐的性格特征。再如《劉玄傳》中寫道：“更始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活現出了劉玄的懦弱無能。當然，上述等等細節描寫可能皆有史實依據，然亦離不開作者提煉描摹之功。?
《后漢書》還常用側面描寫——或假借他人評說，或援引時人諺謠等以記傳人物。如《李膺傳》載：“荀爽常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若此”;李膺遭黨錮之禍死后，“門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不及于譴。毅乃慨然曰：‘本為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茍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借別人的言行以見李膺的節烈高義、德高望重。再如，欲著鄭玄的學問品德，便借助名流馬融、何休的喟嘆贊美;杜詩任南陽太守時，修水利，興墾殖，著有政績，時人比之于召信臣(西漢元帝時為南陽太守，有政績)，故南陽為之語贊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范曄在《獄中與諸甥侄書》中有一段話，可視作他為《后漢書》作的序：“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辯，后‘贊’于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贊’自是吾文之杰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文中可見范曄對《后漢書》自視頗高，顯現了他對自己著作的歷史、思想及文學價值的認識，尤其中意于其文學價值。客觀而論，《后漢書》的確也是富于多種文化價值的史學名著。
《張衡傳》是《后漢書》中著名的人物傳記之一。文章詳盡而生動地記述了中國古代科學家、文學家張衡的一生，突出表現了他在科學、文學上的杰出成就以及政治上的建樹。敘事波瀾起伏，從多方面展現人物的思想性格。例如張衡作為科學家刻苦鉆研，成就輝煌;作為文學家，作詩著文、諷諫時政;作為地方官不畏權勢、秉公執法等等，使張衡這個具有耿介的性格、非凡的才能、踏實的精神等特點的人物形象表現得較為豐滿。此外，本文在敘述描寫上也頗具特色，例如把地動儀這個科學儀器從結構到作用寫得細致入微，并且運用形象化的比喻把騰龍蹲蛙描繪得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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